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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内瓦印记的历史——第二部分：百达翡丽成为救世主（1918年-1990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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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腕表之家 钟表文化] 上篇文章中我们提到，在成立之初的几十年，“日内瓦出产钟表自愿检查服务处”面临着（主要）只有少数独立制表师和非工业制表商提交检查钟表的困境。本篇文章，时间来到二十世纪，一家名为百达翡丽的公司确保了日内瓦印记的存续。
两战期间的困难
从怀表到腕表的转变，以及瑞士制表行业的卡特尔化，对日内瓦的制表业务产生了重大影响。日内瓦当地的许多小型制造商，在提交机芯获得印记后，又将其转售给瑞士其他地区（主要是比尔和拉绍德封）的整表制造商。
然而，这种做法在1920年代逐渐被禁止，之后腕表组装商只得从Ebauches SA获取供应。因此，除了少数制造商，如百达翡丽和江诗丹顿，当地的腕表机芯生产体系开始瓦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想要获得日内瓦印记的申请者数量急剧下降。
同样应该指出的是，服务处管理委员会对“日内瓦钟表”的定义奉行强硬政策。举例来说，1921年5月，管理委员会驳回了Le Petit Lancy空白机芯工厂的申请，理由是尽管这些机芯确实是在日内瓦州制造，但却并不符合涉及某类齿轮的规定。
百达翡丽的救命角色
1930年代，百达翡丽成为检查服务处主要的、甚至的客户，以至于后者几乎成为前者的私有机构。该公司提交检查的腕表数量占比，从1924年前的不足5％上升到1925年的30.8％，1930年为34.1％，1932年为48％，1934年后超过80％，1940年至1945年甚至达到98.2％。事实上，百达翡丽是当时日内瓦为数不多的，不仅可以开发自主机芯，而且能够使其符合检查服务处技术要求的制造商之一。
另一家主要制造商江诗丹顿，则对检查服务处的工作贡献寥寥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（1932年、1937年和1939年），江诗丹顿总共只提交了三枚腕表，这令管理委员会感到懊恼，因为委员会渴望扩大合作伙伴基础，并与日内瓦这两家主要制造商合作。1924年10月，委员会表达了对江诗丹顿缺乏兴趣的担忧：“我们完全理解江诗丹顿无需检查，只要仰仗自身声誉就足够，但为了日内瓦制表行业的利益，他们应该作出牺牲。”因此，委员会决定与公司董事会面，以“说服他们做出‘爱州’努力”，但终无功而返。
